从细节处解开清王朝衰败之谜
——访《1750——1950的中国》作者汪中求
提到《细节决定成败》的作者汪中求先生大家不会陌生。汪先生在掀起了一场细节的“革命”之后，市场上关于细节的论断可谓是层出不穷，处处讲细节，时时讲细节，使得大家对细节的关注达到了高峰。从大众对细节的追求可以感觉到，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可是当我们沉浸在时代进步带给我们的优越条件中时，我们依然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从历史中审视问题的意识。不论是研究历史的史学家，还是才高八斗的小说家总是对大清的历史情有独钟，这恐怕要归公于大清王朝不论从哪一方面都能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1750——1950的中国》是汪先生继《细节决定成败》后著的一本关于评说中国近现代两百年历史的著作，书中以经济问题为叙述重点，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厚重而数代盛极的文明古国，从清朝后期经济步步衰退，原因究竟何在？带着此疑问，记者采访了汪中求先生，就书中一些观点进行了深入讨论。
记者：您从04年推出《细节决定成败》后又提出了“精细化管理时代，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被誉为“扎在当今社会浮躁病穴上的一根银针”。既然您是细节的提倡者，为何又将方向转至历史方面了呢？
汪中求：我想先说明一点，《1750——1950的中国》这本书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很想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之所以写这本关于中国两百年历史的图书，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唤醒大家的危机意识。在我对1750～1950这两百年的历史粗略的梳理时，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也许有些同仁会对我们得出的结论微微颔首。然而，更要紧的是，你我都得知耻而奋起，中兴的机遇并非每一个时代都有。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善，但是，总结历史，反思过往依然是必要的。我一直提倡的观点是：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我们在取得成绩后就沾沾自喜，哪怕是一些小小的松懈，也都可能为给我们以后的发展埋下祸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何传基研究员的研究指出：中国2001年综合年代差与美国差约100年、德国80年、日本50年。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给我们列出了一张中国与其它强国重要科技成就产生时间比较表，表中显示中国的计算机、集成电路和卫星比美国落后十几年之久，就连日本这样的小国，这几项技术也排在中国之前。作为美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还有一点更刺激的对比没有说出来：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59年了，到了应该找原因的时候。胡适1961年11月就曾做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仅题目而言，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大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一段话：“文明一旦成熟，就难免被自己的成熟所腐化，走上衰落之途。”日本汉学大师宫崎市定在1940年就提出了让中国国民震撼的观点：中国的文明因为“过熟”而衰败，又不断受影响于“野蛮民族”的入侵，去掉烂熟的传统，找回文明的动力。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思考，并把这些思考写成了这本《1750——1950的中国》。
记者：历史上清朝曾有过非常辉煌的一页，“康乾盛世”正是辉煌的写照。有种说法是：一个朝代走过盛世，那它必将迎来衰败，大清王朝似乎也没有例外，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就衰落了，你对此有什么不同意见？
汪中求：今人谈起中国的衰落，往往从鸦片战争说起。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落后缘起于1840年，那就大错特错了。固然，《南京条约》之后，不仅接二连三地割地赔款，而且各国列强纷纷仿效英国人在1843年提出的“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备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清帝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亦已尽失。一个比一个更加严苛的条约，在经济上也使这个所谓的大国负债累累，仅一个《辛丑条约》赔偿打进家门口的外国人白银4500万两，连利息复计，中国39年间赔款总数达9822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总计不过8000万两。穷国亦战败，战败更加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及中国时说：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广，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勤劳，可以说，“中国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但日本学者福叶君山著《清朝全史》，上面记载的马嘎尔尼的日记，就不认为大清天朝“无所不有”了，也并不认为英国是“仰慕天朝，观习教化”。马嘎尔尼的日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能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有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其实，马嘎尔尼也不全对。即使有才干的人上了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在甲板上指挥，也不能保证它不沉没。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通过炮火证明了以上判断而已，这与时任“船长”的道光帝等的能力以及勤勉、节俭的个人素质，其实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就如梁启超说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记者：人们常说凡事有因就有果，历史也跳不出因果的圈子。大清帝国的衰落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衰落，既然衰落不是起源于鸦片战争，那么大清的衰落应该追溯到哪里呢？
汪中求：军事、经济的落后，自然源于政治、体制的落后。而大清帝国的政治与体制的落后恰恰起于极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尤其明确地起自于性本奢侈、好大喜功的咸丰。就像今天的读书人读到的奇书《红楼梦》一样，这部因作者去世不得不中断于1763年的巨著，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是乾隆盛世的骄傲，另一方面作者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正是“盛极而衰”的暗示。
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凭着文学的描写和议论去作推理的。早在1820年代黑格尔就在他的演讲中经常提及中国，他认为的中国是“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一直视自己为中央之国，其余皆为外化。因此对外的情况就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试图去获得精确的信息或作详细的研究，即使偶有一些对外国的文字记载，也往往混杂着大量荒唐的臆测，同时充满着不屑一顾的语言。”正如《中华帝国全志》的编者杜赫尔德的判断，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愚昧的”。我们自己的文献也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清朝文献通考》卷293之《九裔》对“裔”的解释：“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
我们的皇帝实在应该去看看海洋那边的世界，环顾一下“裔”人的生活。西方列强之所以不断强盛当由思想革命开始，而以大国自居的东方帝国此时竟然浑然不觉，就连后来已算特别开化的、写过《瀛环志略》的福建巡抚徐继畲都惊叹于美国奇特的没有君主的政府。直到当过大使的郭嵩焘才有更为深刻一些的认识，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所以说，当时中国真正的大患是没有见识，与世隔绝。
记者：我们说影响一个国家盛衰的不光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政治、文化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您是怎么看待文字狱对国家衰败的影响的呢？
汪中求：与世隔绝的背后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锁为以后的社会进步埋下了可怕的贻害百年的种子。在英国棉纺织完成从“珍妮”纺纱机到“缪尔”纺纱机，再发展到瓦特蒸汽机的“三级跳”以使工业革命由此展开之时，虽然这时我们的大清朝正处在康乾盛世，但社会却日益沉闷，其原因就是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文字狱”不是乾隆的发明，但在乾隆时期却很猖獗，其总和远远超过了康雍两朝之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疯汉以文字狱获罪25起。对疯汉梦呓似的语言文字都进行不合人情道论的惩治，这种看似荒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罪恶——对正常思维的健康人提出了“闭上嘴巴”的严重警告。当疯汉被千刀万剐、在死刑柱上嚎叫，正常的人性和自然的欲念就会受到痛苦的折磨，一个理性的人在专制的淫威下就不得不震颤，从此不得不变得自抑，不得不画地为牢，不得不变得千人一面。我们认为，乾隆之盛世，因文化的高压而成为中华大国由此转衰的里程碑，民族的悲哀也由此越发深重，与正在觉悟的走向光明的西方也从此差距日远。面对历史我们无力改变，在我们走向精细化管理的今天，回顾历史是必要的，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是必要的，要知道：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1750-1950的中国》汪中求 王筱宇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历史是一面镜子
汪中求
这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很想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
有人会认为，落后了是因为被人打了并且打输了，但战争失败后复国并且不到50年又重新立于排头兵地位的国家有的是，而我们从1840年以后就一蹶不振，以至于100多年不能抬头。并且从大量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中不难得出结论――战争失败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而是帝国衰落的结果。正应了一句平常语“落后就要挨打”。
那么，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厚重而数代盛极的文明古国，1750年－1949年经济步步衰退，原因究竟是什么？虽然不能回避人口问题，但经济总量占全球之比大踏步下滑又是何道理？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权威数据分析：中国1820年的GDP总量2290亿（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下同），1900年为2180亿、1950年为2400亿，总量基本持平；但同期世界GDP总量分别为6960亿、19730亿、53260亿，因此中国在这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33％、11％、5％，人均GDP则从600元到545元，再到439元（见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列强在发展，我们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更可怜的是我们对此毫无感觉，至少视而不见。因此，许多历史家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与世隔绝”四个字。
与世隔绝的背后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锁为以后的社会进步埋下可怕的贻害百年的种子。在英国棉纺织完成从“珍妮”纺纱机到“缪尔”纺纱机，在发展到瓦特蒸汽机的“三级跳”以使工业革命由此展开之时，我们虽然也处在康乾盛世，但社会却日益沉闷，“文字狱”一桩接一桩，举国齐喑。当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极为铺张地六度南巡之期，英国国会早已通过了《权力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重大问题由国会决定；法国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度限制王权，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卢俊的一系列著作则极力主张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法国的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更是明确地宣布了自由、平等的原则；美国的独立战争于1755年打响，次年通过了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谋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人们的这些权利才需要建立政府。
“封建”这个我们小学就学过的词语，数百年来，你我又都读懂了么？
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清代的盛衰”一章中作出如下判断：“清朝的衰机，可以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也有类似的判断：“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却极少省思，在一派繁荣的乾隆中期，已日益显现了衰退甚至崩溃的征兆。所有的“衰机”、“征兆”，我们理解为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锁。
该书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也许有些同仁会对我们得出的结论微微颔首。然而，更紧要的是，你我都得知耻而奋起，中兴的机遇并非每一个时代都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开始建设新中国。虽然中间我们走了很大一截弯路，但是，只要我们深刻地反思、总结，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重现大国的崛起。请记住，“历史是一面镜子”！
《1750-1950的中国》汪中求 王筱宇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29.80元
